中國日報網8月8日電 澳大利亞“對話”網站（The Conversation）近期刊登了一篇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地緣政治和宗教地緣政治助理教授曼利奧·格拉齊亞諾（Manlio Graziano）撰寫的評論文章《美國：全球霸權幻想的終結》，認為美國的主要問題并非相對衰落，而是沒能正視自身國情。

2010年1月，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首個國情咨文中直言，“我不接受美國淪為世界第二。”一語道破彼時美國的戰略前景，引發輿論巨大反響。

數十年來，美國一直處于相對衰落的狀態，面臨終遭競爭對手超越的景象。然而，相對衰落并非美國的主要問題——這是一種因企業、行業、地域乃至國家以發展速度不平衡而產生的自然現象。事實上，美國的主要問題是沒能正視自身國情，因驕傲自滿、選舉考量，還是單純地缺乏自我認知等原因造成的。

漫長的相對衰落

除幾次短暫的經濟衰退外，美國經濟一直處于增長狀態。然而，自上世紀50年代起，美國的經濟增速就已被世界大多數國家趕超，落于一種相對衰落的狀態。從1960年到2020年，美國實際GDP（以不變美元計算）增長了5.5倍，與此同時，其他國家的GDP卻增長了8.5倍。可見，盡管按絕對值計算，美國經濟仍在增長，在經濟增速方面，已被其他國家趕超。換言之就是，全球的經濟蛋糕越做越大，美國自己的那塊即相對變小。

《大國的興衰》一書的作者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提出，在某些龐大帝國（如羅馬帝國和俄羅斯）步入衰亡的過程中，都曾出現“過度擴張”的現象。他認為，“過度擴張”會使一國經濟和生產比重相對下降，進而限縮其政治行動的空間。他在書中寫道：“美國的決策者必須面對一個尷尬而持續存在的事實：美國的全球利益和責任遠遠大于美國捍衛這些利益和責任的能力。”從數據上看，肯尼迪所言非虛。1960年，美國一國的GDP幾乎是其他國家GDP總和的一半（46.7%）；2020年，這一數據已不到三分之一（30.8%）。

只可惜，肯尼迪的這本著作生不逢時，適逢當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經濟急劇放緩并陷入首個“失去的十年”泥潭，以及蘇聯解體，美國經濟的相對衰落出現了輕微而短暫的逆轉。因此，這本書不是被嘲笑一通，就是被拋到腦后。

此后，美國做起了成為“單極世界”里“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夢。此時的美國人自以為能按照自己的設想重塑世界，殊不知自身實力大不如前，新的競爭對手更是開始“大秀肌肉”展示實力。日本的崛起和蘇聯解體都不是導致美國的相對衰落的真正推手，世界各國發展不均衡的趨勢才是根本原因所在。

可惜的是，一些美國領導人卻本末倒置，不斷在全球各地挑事：海灣戰爭、軍事干預波黑戰爭以及一次次的北約東擴。

“心臟地帶”之爭

自從從英國手中接過全球霸權地位以來，美國人也繼承了哈爾福德·麥金德爵士（Sir Halford Mackinder）提出的“心臟地帶”理論。簡單來說，這一理論認為，如果東歐（即德國）控制了心臟地帶（即俄羅斯），那么它就將主導歐亞大陸，進而主導世界。

二戰期間，耶魯大學政治學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olas Spykman）在麥金德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邊緣地帶”理論。斯皮克曼認為，心臟地帶的外圍國家，構成了一個“圓環”，而控制這個“圓環”對控制世界至關重要。這一論點后來轉化為喬治·坎南的“遏制政策”，即在俄羅斯周圍建立封鎖戒線。

冷戰期間，遏制政策曾被曲解為對蘇聯的“遏制”——喬治·坎南自己也認為“俄羅斯經濟弱不經風，并非強國”。其實，這一政策的目的并非“遏制”蘇聯，而是旨在遏制德國和日本——斬斷德日兩國親俄派的左膀右臂，再把邊緣地帶的銅墻鐵壁留給蘇聯的軍隊。

與英國人一樣，美國人也擔心歐亞大陸聯盟或將挑戰乃至推翻其世界霸主地位。正如亨利·基辛格公開所言：“20世紀上半葉，為阻止某一潛在對手主導歐洲，美國打了兩場戰爭；20世紀下半葉（事實上從1941年起），為證明這一原則在亞洲同樣適用，美國又打了三場戰爭——即美日戰爭，美朝戰爭和美越戰爭。”這些言辭所蘊含的意識形成本質就是：以實力為基礎的大國關系——最強實力的國家制定規則，改寫歷史，制定人人遵信的意識形態。

歐亞聯盟的威脅

隨著蘇聯的解體，夾在蘇歐之間的緩沖國再度引發多方覬覦。美國豈能坐視歐盟霸占所有好處，借北約東擴搶占先機，趕在歐盟之前就開始在那些剛剛擺脫蘇聯枷鎖的中歐和東歐國家中招兵買馬。在美國看來，這些緩沖國絕不能全被歐盟納入麾下，若真是如此，那么這些國家將不再起到緩沖作用。現在美國的戰略目標，無疑是阻止歐洲（具體來說就是德國和/或以德國為中心的集團）與俄羅斯建立任何形式的合作。

2011年，普京提議建立歐亞聯盟，意圖打造“貫穿歐亞大陸的大歐洲”。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快速坦率回應，稱“俄羅斯此舉旨在將歐亞地區再蘇聯化。無論普京打出何種名號，如關稅同盟、歐亞聯盟等，我們都不能被此蒙騙。大家都知道俄羅斯打得是什么算盤，也正在設法尋找延緩或阻止其野心的有效方法。”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后，上世紀90年代的北約東擴再度成為國際爭論的焦點。對俄羅斯人和他們的盟友來說，北約東擴是引發一切的“原罪”，美國應當為普京發動“特別軍事行動”負責。

離間中俄關系

如果說，諸多西方戰略家所擔心的，是某個強大的工業大國與俄羅斯心臟地帶的勢力可能會聯合起來，很明顯，當今美國所面臨的威脅與其說來自歐洲或日本，不如說來自中國。

挑撥中俄關系無疑是美國的戰略重點之一。隨著俄烏軍事沖突于2月24日爆發，俄羅斯為美國送上了兩份大禮：一是使北約重新團結、擴大并武裝起來，消除了俄羅斯與歐洲或少數歐洲國家達成協議的可能性；二是加強了中俄之間的不信任。美國人坐收漁利。但是，一國的政策不能建立在對手的錯誤之上，否則將會引發一系列問題。

與此同時，客觀戰略（即奧巴馬所謂的避免“美國淪為世界第二”）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著它會成為主觀戰略，即統治階級有意識地組織、計劃和實施。俗話說，“沒有目的地的水手別指望遇到順風。”美國看起來就像那個漫無目的的水手：相對衰落懸而未決，而政治分歧則意味著，每隔四年，任何可能的戰略假設都有被修正甚至推翻的風險。

此外，美國政界中的大多數人都醉心于意識形態。近20年來，他們一直將卡爾·羅夫（時任小布什總統的顧問）的話奉為圭皋——“當我們采取行動時，我們就創造了自己的現實。”當專家們爭相研究或破譯這一現實時，“我們會再次采取行動，創造其他新的現實”。就這樣，成千上萬的醉心于意識形態的“羅夫”們為自己的國家提供了與普京的顧問們相同的服務：他們滿懷善意，卻固執己見，無知自大，不顧地緣政治的約束，為通向地獄的道路鋪平了磚瓦。

（編譯：廖葉璐 編輯：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