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近期，中方披露了西北工業大學遭美國國家安全局網絡攻擊的詳情，改變了中美在網絡公開溯源問題上的“攻守”態勢。未來中美在公開溯源領域的博弈或將進一步長期化，并成為新的摩擦點。這緣于雙方對國家是否可以開展網絡攻擊持不同看法，在公開溯源上很難建立共識。因此，中美兩國應持續開展對話，進行爭端管理，從共同面臨的勒索軟件等網絡挑戰入手，逐步探索網絡公開溯源協調合作機制。

　　作者：魯傳穎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中心秘書長，研究員

近期，中國網絡安全機構和企業多次對美國攻擊中國境內的網絡設施發布公開溯源的信息。這改變了中美在網絡公開溯源問題上的態勢。過去十年間，美國政府和企業多次通過公開溯源行動，以“網絡攻擊”為名對中國進行公開指責。這種“攻守”態勢的變化來自于中國對公開溯源的重視程度、技術積累，以及游戲規則的提升。在這之前，中國在公開溯源問題上非常謹慎，在公開溯源這場大國博弈中尚未充分發揮作用。

中美在公開溯源領域的博弈將會進一步長期化，并有可能成為雙方今后在網絡安全領域新的摩擦點。因此，加強危機管控對于雙方而言都具有重要作用。網絡公開溯源背后其實有兩個問題，一是建立何種網絡行為規范，二是公開溯源上的共識。

　　圖片來源：東方IC

首先，公開溯源上的爭端源自于雙方對國家是否可以開展網絡攻擊持有不同看法。中方認為，任何形式的網絡攻擊都不可接受。美方則認為，網絡情報獲取不可避免，重要的是對其進行規范，并達成共識。但是，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國際法以及被廣泛接受的國際規范對網絡行動的“合法”邊界進行明確定義，所以很難基于標準和規范對此類行動提出質疑。而國際規范的建立又面臨重重困難：主要國家對網絡行動的關鍵類別持不同看法，甚至對聯合國政府專家組所提出的少數規范也有不同的解釋。這些國家即便能夠就行為標準達成一致，也會發現很難監控和執行這些標準。

網絡間諜行動是網絡攻擊中烈度較低的一種。美國官方認為，既然現實世界中的情報活動無法被禁止，網絡間諜就應當被允許。美國一直反對采用普遍性措施禁止特定類型的網絡入侵和潛在攻擊。此外，網絡間諜活動和更具攻擊性的網絡行動之間的分界線非常模糊，難以界定和有效應對。因此，國際社會（包括美國和中國）至少在雙邊層面上，澄清哪些類型的網絡行為應被視為非法或不負責任的努力仍處于起步階段。

　　圖片來源：東方IC

其次，國家在公開溯源上很難建立共識。這一方面是因為公開溯源往往很難提供充足的證據。另一方面，法律上的責任認定也是很大的挑戰。對于被追溯到的來自另一方領土范圍內的網絡行動，或具有該國法律屬性的個體發起的有害網絡行為，很難找到充分的事實和法律依據將其與官方進行關聯。從常理上看，當一個國家指控另一個國家組織網絡侵略并著手準備可能的反制措施時，國際社會應要求該國公開證據，證明被指控國家確實有不當行為；但事實上，指控者很難提供充分的證據。

對此，中美兩國應持續開展對話，進行爭端管理，建立信任措施。

首先是要建立關于危機管理基本原則的共識。盡管雙方在網絡領域的沖突越來越多，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廣泛，但雙方在危機管理領域還缺乏基本的共識。這背后折射出的是雙方在網絡戰略意圖、網絡軍事安全政策和溝通機制等方面存的深層差異和不足，也阻礙了雙方在網絡危機管理領域的合作。雙方需要從外交層面高度重視危機管理的最基本要求，包括正確理解對方在網絡空間中的利益訴求，準確判斷對方網絡政策的意圖。避免以武力來處理危機和急于發出最后通牒。雙方要給對方留有足夠的時間來修正政策，這就意味著雙方需要正確認識到網絡問題涉及復雜的跨部門協調，很難在短期內對對方的訴求做出回應。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在此基礎上，中美雙方應推動制定規范網絡行為的準則。建立負責任（或不負責任）行為的規范將有助于降低對目標網絡及其他網絡造成意外影響的風險，最大限度地減少附帶損害以及網絡犯罪分子利用工具的機會等。

最后，中美兩國可建立國際協調機制來打擊勒索軟件攻擊。勒索軟件是兩國面臨的最嚴重的網絡挑戰之一，可作為兩國合作的起點。打擊勒索軟件的共同努力方向要謹慎客觀，以使中美任何一方都不會感到對方的參與是對有爭議的網絡戰略和行動的合法化。這種合作可能會以較低的成本產生實在的好處，有助于雙方在網絡領域建立信心，并鼓勵其他國家也對勒索軟件采取更有力的行動。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英文版標題為 "Rules of virtual engagement"

責編 | 宋平 欒瑞英

編輯 | 張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