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應對國內外新環境，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著力點應落在技術創新、市場規模、產權制度的良性發展之上，在改革開放的基礎上從“增量”和“存量”兩個角度挖掘經濟增長的潛力，對標更高水平的規則標準。

作者：張宇燕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

國家全球戰略智庫首席專家

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應對國際國內環境發生的深刻復雜變化，實現經濟健康穩定快速發展的重要路徑。相對于傳統生產力，新質生產力特別強調新領域、高技術含量和創新驅動。

在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提出的增長模型中，經濟增長取決于勞動和資本投入外加一個余值，這個經濟增長率減去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增長率的余值，后被稱為“索洛余值”。由于對經濟增長作出了貢獻，索洛余值就變換成全要素生產率，即在經濟增長中不能由勞動和資本投入數量簡單增加得到解釋的部分。解析索洛余值的基本構成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為我們理解新質生產力提供一把鑰匙。

經濟學所揭示的一個基本事實是，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來自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升。生產率提高的直接推動力是技術進步和專業化生產與貿易，而間接推動力則是制度條件。技術進步導致生產率提升容易理解，市場交換可以自發產生，但大范圍、眾多人參與的分工生產和互惠交換，卻需要普遍且有效的制度條件，比如保護產權與尊重契約。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假定沒有技術進步，個人之間、企業之間或國家之間通過“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多易所鮮”“以所工易所拙”，同樣可以創造并獲得貿易收益，從而實現資源的更有效利用和經濟福利的普遍提高。經典貿易理論的底層邏輯便在于此。這里提及的“三易”或三類交換，來自中國西漢時期的《淮南子》和《史記》。

關于分工的好處，早在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就已經有過詳細分析。作者觀察英國一家制造扣針的小工廠的生產和分工情況，發現生產率因簡單分工而上升了成百上千倍，并且分工受市場深度和廣度的決定性影響。作者強調，任何國家，如果沒有正規的司法行政制度讓人民對自己的財產所有權有安全感、對人們遵守契約有信心，那么其商業與制造業就很少能夠長久發達。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著力點應該主要落在構成全要素生產率的三個關鍵項之上：一是鼓勵技術創新；二是持續擴大市場規模以使分工專業化更加細密，使潛在的貿易收益更為巨大；三是進一步提升保障產權、尊重契約等制度的質量，拓展其覆蓋面，也就是保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新質生產力中的“質”，應該也必須包括制度的質量。實際上在促進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這三者相互作用、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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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的潛力可從增量和存量兩個角度來挖掘。一是做大增量。國家或企業可以一方面通過加大科技創新研發投入，催生更多科技創新成果；另一方面穩步推進以規則、標準為主攻方向的制度創新，特別是創新推出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對標的制度成果。創新并不簡單地意味著加大科技投入，更意味著要保證投入的質量，也就是在充分考慮市場需求和客觀條件的前提下，真正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使新質生產力帶來的財富增長更好地滿足人們的需要。與此同時，依靠法律、制度對財產權利加以可信賴的保護，分工、交易和市場拓展才會順利進行。

二是釋放潛能，盤活存量。關鍵在于進一步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形成有效激勵，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可用一個例子解釋盤活存量的關鍵作用。對人類社會產生深遠影響的工業革命，極大地得益于瓦特蒸汽機的使用與普及。但瓦特并沒有發明蒸汽機，而只是改良了蒸汽機。實際上蒸汽機早在七八十年前便出現了，但直到瓦特時代才得以廣泛使用，最關鍵的原因是當時英國的工資比歐洲大陸高出許多，以至于使用機器替代人工變得有利可圖。當今世界的情形與兩個多世紀前頗為相似，并主要表現在知識、數據、創新能力和相關的制度條件等生產要素與其他要素之間的相對價格發生了深刻變化。

從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角度看，做大增量、盤活存量，既是一個發展命題，也是一個改革命題。具體的措施包括全面取消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等，這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有所體現。引進外資，鼓勵資本、技術、人才等資源的流動，實際上等于擴大了市場容量。外部市場競爭加大，對個別企業來講可能意味著風險挑戰。但這同時也是提升自身競爭力，使中國與世界的生產率和福利水平共同提升的必由之路。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下一步的發力點，是要以更大力度開放推動更深入改革。一要下大力氣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在規則、標準等方面與國際接軌的同時，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

二要進一步加大單邊開放的力度。針對因為政治問題而無法生效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我們可以考慮單方面且有選擇地加以實施，并以此作為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和撬動中歐經貿關系的抓手。當前主動開放已經邁出步伐，比如中國已經大力度實施單方面免簽、零關稅、負面清單等開放措施。在已簽字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中，中國在服務業開放方面做出了承諾，比如允許歐洲投資者在中國部分城市投資醫療服務業。

三要對標更高水平的規則與標準，比如《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 (CPTPP)、《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DEPA) 等，并以加入這些組織為目標積極參與談判。我們可以通過談判來了解、熟悉、理解當今全球經貿體系及其走勢，通過對標來引領國內產業演進，推進國內的改革進程。

開放的著力點除了“引進來”，還有“走出去”。可考慮在國內和國際循環之間，開辟出一塊國內大循環的境外延伸帶，以更好統籌協調這兩大循環。中國與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緬甸等東南亞國家經貿依存度高，歷史文化交往源遠流長，更有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制的鋪墊與加持，或許在進行政策制度設計時可以考慮給予五國某種程度的“國民待遇”。盡管具體落地還有不少臺階要邁，但它仍不失為一個有益于高質量開放的思路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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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Stimulating potential"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辛欣

編輯：張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