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百年來，全球經濟呈“中心-邊緣”結構，位于中心地位的霸權國家從邊緣國家掠奪財富，造成全球發展不均衡。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崛起，這種軸輻結構被打破，世界經濟格局出現去中心化趨勢。中國致力于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構建更加均衡的經濟發展模式，讓更多人享受發展的紅利。日前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圍繞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高質量發展等議題，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指明了方向。

在過去70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全球經濟擴張呈現出日益一體化的特征：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被卷入資本積累的循環，而其中總有一個霸權國家占據著政治經濟主導地位。世界體系呈“中心-邊緣”的軸輻結構不斷擴張，在這個結構中，霸權的接力棒幾次易手，從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到“海上馬車夫”荷蘭，再到“日不落帝國”不列顛，現在又傳給了美國。

在每個時代，位于“軸輻”中心的霸權國家都在從位于邊緣的國家掠奪財富。現在，我們再次來到了系統性變革的時期，但不同的是，這一次的變革可能并不是“霸權接力棒的傳遞”那么簡單，而是系統性的去中心化。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三中全會日前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主要議程之一是審議《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決定》稿。審議主要圍繞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質生產力、高質量發展等核心議題展開。所有這些不僅事關中國自身的發展，而且也將對正在形成的世界體系的形態產生重大影響。

過去30年來，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唯一的制造業“超級大國”。它貢獻了全球30%的制造業附加值，在所有產品類別中都占據了重要地位。這得益于強勁的國內市場增長。1995年，中國制造業產出占出口的比例為11%；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短短幾年后的2004年，這一比例上升至18%；如今這一比例再次降至13%左右。換句話說，隨著產出的增長，國內市場也在增長。

與此同時，中國已成為14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在過去10年中，中國同全球南方國家，特別是同“一帶一路”共建國的貿易增長，超過了同歐美發達經濟體的貿易增長。如今，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貿易額超過了與美國、歐盟和日本的貿易額之和。

中國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的出口增長，將圍繞可再生能源系統、新能源運輸解決方案和數字技術的結合展開。國內市場的激烈競爭，加上快速的自動化和集群效應帶來的生產力提高，極大地壓低了產品價格。成本的不斷降低讓新技術逾越了國家間發展程度不同的障礙，加速了各國的低碳轉型，助力《巴黎協定》目標的實現，最終讓整個世界受益。

低成本的清潔運輸系統，以及能源主權，對于擴大資本積累及全球生產和增值的去中心化至關重要。

中國通過把“蛋糕”做大的方式，讓所有人民享受發展的紅利，這與過去那種通過人為制造緊缺和尋租，只讓少數人獲利的資本積累模式截然不同——前者讓消費者獲得好處，而后者讓食利者積累財富。

中國也正在成為一個資本輸出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投資的基礎設施項目就是顯著的例子。但最近，我們看到中國企業在其他國家投資礦產加工和制造業的項目越來越多，這說明中國不光是在“授人以魚”，也是在“授人以漁”。

在過去3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全球的數據流都是通過地面基站、海底光纜和人造衛星組成的通信網絡進行傳輸的，而這些數據最終匯入了美國弗吉尼亞州的數據中心。這給數據安全和數字主權帶來了隱患。正如美國學者亨利·法雷爾和亞伯拉罕·紐曼在2023年出版的《地下帝國》 (Underground Empire) 一書中所說：美國通過控制全球商業通道，將全球經濟武器化了。

但這種情況也正在發生變化。中國企業正在擴大自己的數字網絡，為“一帶一路”框架下越來越多的貿易基礎設施提供支撐。這個數字網絡及其相關的數據中心等“硬件”設施，與開源操作系統和平臺等“軟件”相結合，共同構成了21世紀新數字標準的基礎，正在催生一個新興的“數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

中國要搞現代化建設，核心是要構建所謂的“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可以降低生產和流通成本，進而隨著基礎設施和技術的日益普及，促進財富的分散。中國在尋求國內更均衡發展的同時，也在通過貿易、資本輸出和技術轉讓，促進全球一體化，解決數十年來全球發展不均衡的問題。

克服不均衡的經濟發展，與挪威政治學家約翰·加爾通提出的“積極的和平”理念是相通的。今天，多極化已經成為現實。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正在制定一項政策方針，鞏固全球新經濟架構的基礎，以支撐各國日益增長的經濟主權基礎上不可分割的總體安全。

是做一個剝削者還是賦能者？這是個問題。在世界多極化的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給出了唯一的確定答案：要做一個賦能者——通過去中心化的、均衡的全球經濟發展來賦能民族復興和積極和平。三中全會為實現這一目標指明了具體步驟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