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8月2日電 歐洲《現代外交》雜志日前刊文稱，美國國際政治教授莫妮卡·達菲·托夫特（Monica Duffy Toft）和政治學助理教授西迪塔·庫希（Sidita Kushi）合著的書籍《死于劍下：美國外交政策的軍事化》（Dying by the Sword: The Militarization of US Foreign Policy）對1776年至今美國海外軍事干預的歷史進行了深入分析。她們指出，自冷戰結束以來，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國在海外的軍事干預有所增加。過去，使用武力被視為最后的手段，而如今的美國奉行一種被稱為“打地鼠”的安全政策，更具反動性且缺乏明確的戰略目標。

通過這本書的七個章節，使讀者對美國帝國主義有一定的認知。作者討論了美國不同時期的擴張主義，闡述了外交事件的轉變如何導致美國外交政策的變化。她們認為，美國早期的擴張主義是由強大的“天定命運”意識形態以及維護腐蝕性奴隸制制度的美國國內利益所驅動的。這導致美國在19世紀，將其大部分軍事力量用于對美洲印第安人的戰爭，并通過軍事干預主義向西擴張。

書中寫道，在1865年至1898年期間，美國選擇相對孤立主義作為其“新的大戰略姿態”。然而，在20世紀初，美國采用了新的大戰略，重點是在西半球擴張。1898年美西戰爭的結束也為更具侵略性的擴張主義奠定了基礎，美國吞并且占領了太平洋上更遙遠的領土。值得注意的是，在羅斯福和威廉·塔夫脫總統任期內，美國用“大棒外交”、“美元外交”和海軍力量來保護其在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商業利益。

書中還討論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重大事件。作者追溯了20年的危機時期，當時，時任總統羅斯福將美國的宏大戰略從孤立主義轉變為作為大國深度參與的外交政策姿態。盡管采取了孤立主義政策，但美國仍繼續在一些地區控制有利它的外國政權，以保護其商業利益和自然資源。

書中寫道，美國時任總統布什（George H. W. Bush）承擔了監督冷戰成功結束并創建他所謂的“新世界秩序”的任務。這個時代以美國更具干預主義的外交政策而聞名，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大部分外交政策和干預主義都是基于普遍人權的目標。作者強調，冷戰的結束給美國帶來了不確定性。在沒有具有挑戰性的大國的情況下，美國發現自己沒有宏大的戰略。然而，美國擴大了北約，組建了其他安全聯盟。“9·11”事件后，美國外交政策從多邊主義轉向“要么和我們站在一起，要么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的思維，武力成為其全球反恐戰爭保護傘下的第一道防線。

在追溯美國走向動能外交的道路及其對美國未來權力、繁榮和國際安全的影響時，作者討論了無人機戰爭計劃的興起，它取代了傳統的軍事工具，已經歷了歷任政府的大戰略轉變。無人機政策反映了美國在全球進行軍事干預的最新手段之一。“9·11”事件后，無人機戰爭已經成為了美國反恐政策的代名詞，他們一直在許多國家專門使用武裝無人駕駛飛行器和無人機來打擊其所謂的武裝分子。

書中還對“美國優先”外交政策的后果進行了分析。作者認為，將全球軍國主義和國防開支置于國內項目和經濟支持之上，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影響。從廣義上講，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已從領土擴張轉向當代國際政治中的政權更迭。這種在國外進行政權更迭的政策將美國從自由、法治和民主的燈塔變成了一個令人恐懼且日益反感的全球行為體。

在美國的全球霸權在新興的多極世界秩序前衰落之際，這本書頗有見地地分析了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海外軍事行動。總的來說，書中強調了美國干預的目標包括領土擴張、保護政治、經濟和軍事利益、推翻和扶植外國政權以及維持其全球霸權。作者指出，美國將一直繼續依靠直接的軍事侵略、秘密和特別行動以及經濟手段來支持或推翻外國政權。

（編譯：馬芮 編輯：高琳琳 韓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