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針對經濟運行中的新情況新問題，一系列重點領域改革統籌推進，注重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推動形成更加科學的宏觀調控、更加有效的政府治理。隨著政策效能持續釋放，經濟向上向好的積極因素累積增多。這一過程中，如何用好宏觀調控工具，實現宏觀調控目標？特邀請專家圍繞相關問題進行探討。
北京國家會計學院副院長、教授李旭紅：財政政策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
今年以來，我國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加力、提質增效，組合使用赤字、專項債、超長期特別國債、稅費優惠、財政補助等多種政策工具，財政政策加大力度，加強重點領域保障，積極防范化解風險。
“2024年我國財政政策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促進經濟持續穩中向好，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財政保障。”北京國家會計學院副院長、教授李旭紅表示。
適度加大財政支出，保持適當支出強度。數據顯示，2024年1月至10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21465億元，同比增長2.7%，基本民生、鄉村振興、區域重大戰略、教育、科技等方面支出均有所提高，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保持了較快進度，基層“三保”支出得到有效保障；全國發行新增地方政府債券45689億元，其中一般債券6568億元、專項債券39121億元。李旭紅認為，通過安排赤字、發行地方政府債務等方式增加財政資金，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對穩定市場預期、擴大社會有效需求具有積極意義，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優化支出結構，加大對地方轉移支付力度。當前，財稅體制改革頂層設計不斷強化，中央與地方政府在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上的劃分改革正逐步深入，進一步明確了收入分配機制。同時，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也在持續優化中，促進了中央與地方之間更加清晰的責任界定、合理的財力調配以及區域間的均衡發展。“此過程中，財政轉移支付結構的改進提升了預算執行效率，加快了預算執行進度，并且增加了預算透明度，績效管理體系也逐漸完善，這些措施對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李旭紅說。
優化調整稅費政策，提高精準性和針對性。今年以來，我國延續、優化、完善稅費優惠政策，增強政策精準性和針對性，有效為企業紓困，穩住經濟基本盤。李旭紅認為，當前發展仍面臨錯綜復雜的形勢，國內經濟周期性和結構性矛盾疊加，將結構性減稅降費聚焦科技創新和制造業，持續優化挖掘稅收政策效能。
推出一攬子、綜合性、靶向準的隱性債務化解政策，一是一次性增加6萬億元債務限額，支持地方用于置換各類隱性債務；二是2024年至2028年每年從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中安排8000億元專門用于化債；三是明確2029年及以后年度到期的2萬億元棚戶區改造存量隱性債務，可按原合同約定履行償還責任。三項政策合計12萬億元，大大減輕了地方化債壓力，緩釋地方當期化債壓力、減少利息支出，而且增強了地方發展動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是事關發展和安全、事關財政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李旭紅說。
“從總體上看，在我國政治保障更加有力、體制優勢更加彰顯、發展基礎更加堅實、市場潛力加速釋放、發展動能不斷增強等有利條件支持下，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效果明顯，有力保障了國家重大戰略任務的落實，促進了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李旭紅說。
“展望2025年，我國將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繼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李旭紅認為，隨著經濟結構轉型與高質量發展的推進，應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科技創新、綠色發展、教育和醫療衛生等民生領域的投入，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升公共服務水平，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李旭紅分析，在收入方面，稅收制度將進一步完善，通過簡化稅制、降低企業稅負以及加強征管，提高稅收效率和公平性。在支出方面，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也將得到更深層次的調整，通過合理劃分事權和支出責任，建立更加科學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強化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性和責任感。
“預算管理改革將繼續深入，全面實施績效管理和預算公開，增強財政透明度，確保每一筆資金都用在刀刃上，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堅實的財政保障。財政政策將更加注重前瞻性和靈活性，以應對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李旭紅說。 （經濟日報記者 曾金華）
招聯首席研究員董希淼：流動性保持合理充裕
今年以來，我國貨幣政策持續加大實施力度，向市場釋放充足流動性，推動社會綜合融資成本明顯下降，引導金融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穩定了市場信心和預期。
“9月下旬以來，金融管理部門出臺一攬子增量政策，以較大力度實施降準、降息，優化調整房地產金融政策，創設證券、基金、保險公司互換便利和股票回購增持專項再貸款兩項工具，鼓勵長期資金入市，市場反應積極正面。”招聯首席研究員董希淼表示。
在總量方面，今年以來，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綜合運用，包括兩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各0.5個百分點，釋放長期流動性約2萬億元；公開市場操作及國債買賣、買斷式逆回購等工具，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在結構方面，董希淼表示，央行設立5000億元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3000億元保障性住房再貸款，增加支農支小再貸款1000億元，引導金融加大對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精準滴灌。10月末，專精特新企業貸款余額4.23萬億元，同比增長14%；科技型中小企業貸款余額3.17萬億元，同比增長21%；普惠小微貸款余額達33萬億元。
在價格方面，我國多次降低政策利率，引導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和債券市場融資利率下行。LPR下降了3次，其中1年期LPR從3.45%降至3.10%，下降35個基點；5年期以上LPR從4.20%降至3.60%，下降60個基點，降幅均為歷年最大。10月份新發放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3.5%左右；新發放個人住房貸款利率為3.15%左右，均處于歷史低位。
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渠道進一步暢通。今年以來，人民銀行支持優化金融業增加值季度核算方法，治理資金空轉；整治“手工補息”，引導存款利率下降，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在匯率方面，強化預期引導，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這是在9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有力度的降息”基礎上的進一步要求。董希淼認為，當前，我國內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經濟下行壓力較大。與此同時，歐美發達經濟體步入降息周期，貨幣政策轉向寬松，我國貨幣政策加大調整的空間更大。下一階段，我國貨幣政策基調由“穩健”變為“適度寬松”，意味著貨幣政策正在轉向，將有助于加強預期管理，進一步提振市場信心。
展望2025年，董希淼表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可在三方面持續發力，更具前瞻性、有效性、針對性。一是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力度，助力宏觀經濟熨平周期波動和外在沖擊，彰顯前瞻性；二是在總量上保障流動性更加充裕，在價格上適度降低成本，增強有效性；三是運用好存量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必要時創設新的工具，引導和支持金融機構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體現針對性。此外，董希淼認為，貨幣政策方面，應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強化金融對促消費、擴內需的支持服務，還應采取更多政策措施，激發居民消費意愿和能力。 （經濟日報記者 陳果靜）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產業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魏琪嘉：全力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
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載體，加快建設以實體經濟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當前之需，也是長遠之計，直接關系經濟平穩運行以及產業國際競爭力。應堅持系統觀念，既要在短板領域加快突破，也要在優勢領域做大做強。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產業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魏琪嘉認為，在全力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實踐中，只有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其他事關產業提質增效、要素高效配置的各類機制才能順暢運轉。這其中，進一步提升宏觀調控前瞻性、科學性、有效性至關重要。
做好宏觀調控對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起到關鍵推動作用。“宏觀調控的手段和方式為現代化產業體系順利推進提供重要支撐。”魏琪嘉表示，現代化產業體系在實際運轉過程中，就是一個又一個具體的產業門類以及這些門類之間相互配合，本質上就是要素組合配置優化推動生產力進步的過程。從宏觀調控的內涵看，實施宏觀調控的手段包括經濟、法律和行政3個方面，這些都是推動產業層面要素資源配置的關鍵力量。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涉及資金要素供給，引導資金向實體經濟匯聚，兩類政策都在持續發力；法律為規范各類經營主體的經濟關系提供了依據和保障，產業層面預期的穩定離不開法治保障；行政手段在克服“市場失靈”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是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從目標以及政策的傳導路徑看，都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發展壯大指明了路徑。
具體而言，宏觀經濟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各類產業才能有穩定預期，產業內以投資、消費良性循環為基礎形成的供需關系才能保持均衡。物價保持穩定，價格信號才能靈敏有效，有利于各類資源要素按照市場規律在產業門類之間科學有效配置。實現充分就業這一目標，關鍵靠產業吸納就業。反過來，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完善政策傳導機制推動就業，受益的“最先一公里”就是產業領域。國際收支平衡的目標，有助于引導產業門類主動優化內外貿生產資源的分配，引導產業內各經營主體根據實際生產情況、銷售渠道自動、主動做好生產資源配置。
“從宏觀調控內涵和外延演進以及思路、理念創新的方向看，健全宏觀經濟治理將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形成提供重要的牽引。”魏琪嘉表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就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作出部署。
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具體到產業層面，各類產業規劃能否做到有機銜接，遵循產業發展規律和發展實際階段，把國家規劃和行業發展特點有機結合，直接影響產業體系的整體效能。
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對產業發展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財政預算制度的健全、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的進一步理順以及稅制結構的持續優化，這些政策順著一定的傳導路徑作用于產業層面，對產業領域資金來源、要素流動等影響都是巨大的。可以說，推動產業領域改革，離不開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健全。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一個重要導向就是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實體經濟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依托和組成部分，通過健全服務實體經濟的激勵約束機制，金融資源支持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渠道將更加暢通。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有助于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的提升，特別是產業鏈在區域內實現集約式發展，進一步促進要素效率的提升。
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需從一件又一件“小事”做起，聚焦激發要素活力、促進要素更高效配置，推動產業發展“煥新”。實現宏觀、中觀、微觀3個層面的貫通，實現宏觀調控與產業政策有效銜接，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
發揮好宏觀調控對產業發展的作用，關鍵是暢通政策傳導渠道和路徑、促進政策協同一致。提升政策傳導效率，產業才能形成從積極預期、穩健增長再到轉型升級的穩定、良性循環。“要注重強化政策協同，進一步健全完善精準評估方式方法，形成長效機制，加力鞏固政策效果。在此基礎上，保持與產業經營主體密切溝通，按照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引導各類要素資源加快向實體經濟領域流動。”魏琪嘉說。 （經濟日報記者 李芃達）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張成剛：多措并舉拓寬就業路
2024年，我國就業市場在保持穩定向好態勢的同時依然存在較大壓力。“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市場潛力大、經濟韌性強等有利條件沒有改變。這些有利條件將成為穩就業的重要保障。”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張成剛認為。
前三季度，各月份城鎮調查失業率保持在5.0%至5.3%之間，總體低于去年同期水平，也低于5.5%左右的年度控制目標。基于數據，張成剛分析：“今年，重點就業群體在實現就業過程中面臨不同困難。一是青年失業率連續數月維持在17%以上；二是農民工的就業領域多集中于建筑業等第二產業，受房地產下行影響，崗位需求大幅度減少，就業難度有所加大；三是低收入家庭和失業人員面臨較大就業壓力。”
我國歷來高度重視就業工作，千方百計促進廣大勞動者就業質升量增。今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實施就業優先戰略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意見把高質量充分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優先目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提出要促進財政、貨幣、產業、價格、就業等政策協同發力，提高發展的就業帶動力，標志著我國就業政策發展進入新的階段。
今年，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出臺并實施了一系列就業創業支持政策。其中包括：加大促就業專項政策力度；落實和完善穩崗返還、專項貸款就業和社保補貼等政策，加強對就業容量大的行業企業支持；強化促進青年就業舉措，優化就業創業指導服務；做好退役軍人、農民工等群體就業工作，加強對殘疾人等就業困難人員幫扶；適應先進制造、現代服務業等領域人才需求，加強職業技能培訓等。
“這些政策的實施取得了顯著成效，有效穩定和擴大就業。”張成剛說。前三季度，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數為1049萬人，完成年度目標的87.4%。落實穩崗返還和專項貸款政策，重啟失業保險一次性擴崗補助政策，向17萬戶企業發放9億元，惠及62萬名高校畢業生等青年群體，發放穩崗返還資金204億元，惠及職工5605萬人。幫助10萬余家重點企業解決用工需求186萬余人次，百日千萬招聘專項行動發布崗位需求1720萬人次。
張成剛表示，隨著經濟結構調整，現代服務業已成為吸納就業的重要領域，帶動了靈活就業進一步發展，有效緩解了就業市場壓力。當前，新就業形態已經成為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動者對新就業形態的認知不斷提升。大批勞動者通過網約車、外賣配送、城市配送、直播電商等新就業形態實現就業。
今年以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勞動權益保障進一步改善。人社部等部門出臺“三指引一指南”，為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提供了有利條件。全國總工會等部門發布《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協商指引》，指導平臺企業充分聽取工會和勞動者代表意見建議。如今，新就業形態職業傷害保障制度試點已開展兩年，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已累計參保900余萬人，未來有望進一步擴面。
張成剛表示，當前，新就業形態的靈活性和適應性為勞動市場注入了穩定力量。全社會應該更加重視新就業形態的就業創造作用，通過政策扶持和規范發展，使其成為穩定就業的重要抓手。 （經濟日報記者 敖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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