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60年代以來，寧夏發掘出土了較多少數民族墓葬及文物。這些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壁畫、武士俑、墓志等，是歷史上寧夏地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見證，也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縮影。

1983年在同心縣發掘的李家套子墓地、倒墩子墓地，是國內發現的少有的南匈奴墓地，體現了匈奴與中原王朝的政治關系及民族融合情況。1987年，固原南郊發掘的隋代史射勿墓，是粟特人居留中國的家族墓葬之一。1991年，青銅峽市發現的唐墓中出土的《大唐左屯衛將軍皋蘭州都督渾公夫人契苾氏墓志銘并序》，反映了鐵勒契苾、渾部內附的情況。2002年，固原市古雁嶺發現的唐墓中出土的《大唐故公士念府君（子）墓志銘并序》，反映了鮮卑后裔在原州地區居留的史實。

寧夏出土的220余通墓志等石刻文獻中，有一部分是與少數民族相關的漢文石刻。按這些文獻的形成時間、所記載的民族來分類，主要有魏晉南北朝時期5通，隋唐時期13通。除宋元時期數量較多的西夏石刻外，還有明清時期回族石刻16通。這些出土墓志的形式、內容，都體現出少數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

墓主生前身份的轉變與高度的國家認同

在寧夏出土的少數民族漢文墓志中，有許多關于墓主官職情況的記載。

例如，前秦休屠人《梁阿廣墓表》中的“秦故領民酋大功門將”，北周《大利稽氏墓磚》中的“大利稽冒頓”，隋代粟特人《大隋正議大夫右領軍驃騎將軍故史府君（射勿）之墓志銘》中的“大隋正議大夫右領軍驃騎將軍”，清代回族將領《誥授武功將軍陜西西安城守協副將兼署撫標中軍參將馬公（輔相）墓表》中的“誥授武功將軍陜西西安城守協副將兼署撫標中軍參將”。

上述記載表明，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這些少數民族墓主的身份實現了從部落首領到中央王朝各級官員的轉變，實現了從最早的武將到擔任文、武官職的轉變，實現了從最早的舉薦到參加科舉并接受任命的轉變。他們以各級官員的身份參與維護國家統一和邊疆穩定的重大事件，形成了高度的國家認同。

　　族際通婚擴大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從寧夏出土的少數民族漢文墓志中可以發現，粟特等民族的婚姻逐漸從族內婚發展為與其他民族通婚，對于女性姓氏、名諱、字及封號等信息的記載，也逐漸采用了中原地區常見的方式。

例如，《大唐故左親衛史公（道洛）之墓志銘》記載，墓主史道洛是粟特人，他的夫人是“康氏”；《大唐故平涼郡都尉史公（索巖）夫人安氏（娘）墓志銘并序》記載，墓主史索巖是粟特人，他的夫人“諱娘，字白，岐州岐陽人，安息王之苗裔也”；《大唐故公士念府君（子）墓志銘并序》記載，墓主姓念，為鮮卑人，其夫人張氏是“南陽西鄂人”；《大唐故左領軍衛大將軍慕容府君墓志銘并序》記載，慕容將軍是鮮卑人，他的夫人武氏“封平陽郡夫人，武周魏王承嗣之孫，太仆寺卿燕國公延壽之女”。

這些記載體現出粟特等民族通婚范圍的擴大和家世淵源、籍貫、聲望的變化，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益深入的縮影。

　　喪葬習俗體現文化認同

歷史上，少數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在寧夏發掘的少數民族墓葬中，既發現了匈奴土坑墓、偏洞室墓等少數民族傳統葬俗，也發現了中原地區傳統葬俗；既發掘出單人葬墓，也發掘出夫妻合葬及遷葬墓；既發現了無墓志的墓，也發現了邀請著名文人撰寫的墓志銘文及隨葬墓志。

在各民族人物的墓志銘文中，不僅有追溯中華始祖和中華諸姓的記載，也有對儒家忠孝節義和仁義禮智信的踐行。

這些都表明，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各民族在廣泛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鞏固和發展了對中華文化的認同。

　　出土文物彰顯中華文化的開放包容

1983年，固原發現的北周柱國大將軍李賢夫婦墓不僅出土了金、銀、銅、鐵等隨葬品，還出土了一批來自中亞、西亞的鑲藍寶石金戒指、凸釘裝飾玻璃碗、中亞式環首刀和鎏金銀壺。

1996年，在固原發現的北周大將田弘墓出土了5枚東羅馬金幣。

2004年，在固原九龍山發掘的4座隋唐時期的墓葬，出土了2枚羅馬金幣，還有以日月、神鳥、連珠紋裝飾的金冠飾，這些紋飾具有鮮明的祆教色彩。

2010年，彭陽縣發現的海子塬墓地，出土了2枚波斯薩珊卑路斯銀幣。

這些珍貴的文物，是東西方貿易交往、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作者：馬建民，北方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