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千年來，圍棋的形制、弈法有了很大的變化和發展，但唯一不變的，是棋子黑白之分，現了圍棋最本源的特點——陰陽對立統一。

記者：圍棋是一種競技活動，但從本質來講，卻不是單純地論輸贏、比勝負的競技。如何理解圍棋這一特征？

林建超：圍棋本身就具有競爭特性，可以說，沒有競爭就沒有圍棋。

古人多講圍棋的一個“爭”字，唐代皮日休把“爭”作為圍棋的四個特征之一，質疑怎么可能是堯“著其術，用爭勝負哉”？

也正是因為競爭的特性，圍棋成了西漢中期著名的鹽鐵會議中關乎雙方辯論態度、品位的一個典型例證。

鹽鐵會議是漢昭帝時期由大司馬霍光組織召開的一次討論國家現行鹽鐵專賣政策的辯論大會。參加會議的不僅有政府官員，還有賢良文學六十余人。漢宣帝時桓寬根據當時的會議記錄整理出著名的《鹽鐵論》。

據《鹽鐵論》載，在這次會上，官員和賢良雙方發生了針鋒相對的激烈辯論。丞相田千秋為調和雙方態度、降低“火藥味”，說了以下一段話，大意是：說話要有根據，行為要有準則。如果像《劍客論》《博弈辯》這樣通行習見、專講爭斗技藝之書所表現的那樣，雄談析辯，盛其辭色而相向辯難，政府就不能采納你們的意見，你們也會得到不謙遜的名聲，我不贊成你們這樣做。其中提到的《博弈辯》，就是一本專講圍棋弈法的書籍。

▲《鹽鐵論》（清光緒崇文局刻本）。（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當然，這里并不是一概反對爭論，而是強調辯論要有根據、有原則，講態度、講方式。同樣，儒家對圍棋的態度，也不是一概地反對圍棋有競爭，而是強調爭要依道、爭而有道，要符合基本的禮義道德規范。

幾千年來，人們逐步認識到，圍棋博大精深，既有競爭的一面，也有包容的一面，是競爭與包容的統一體。但圍棋的競爭，不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競爭，而是人與人之間在道的范圍內的競爭。這種競爭，屬于公平性競爭、均衡性競爭、效益性競爭、規制性競爭、開放性競爭，本質上可以說是包容性競爭。

當然，人們既是這樣認識，也是這樣塑造圍棋的，這也使圍棋具有了競爭與包容的雙重屬性。世界圍棋革命的推動者與實踐者，被稱為“棋圣”的吳清源大師曾說，“與其說圍棋是競爭，不如說圍棋是和諧”，這是從很高境界上對圍棋競爭與包容屬性的深刻認知。

記者：圍棋外觀簡單、質樸，但其中卻蘊含著至深的道理與哲思，如何理解這樣一個矛盾統一體？

林建超：圍棋確實是所有棋類游戲中外觀最為簡單的一種。

棋子簡單，只分黑白二色，高度抽象地代表對弈雙方，沒有任何文字、圖形等具象特征。古代有些棋子曾有某些花紋裝飾，但無任何實質意義。

棋盤簡單，只有經緯線條，除星位、天元有幾個圓點標注外，沒有任何區域劃分，沒有對行棋的空間限制。

規則簡單，棋子行動沒有規定方式，本質上就是“圍而相殺、氣盡棋亡、地多為勝”，十分淺顯、明白、易懂。

圍棋制作也很簡單，東漢揚雄講“斷木為棋”，唐朝杜甫詩“老妻畫紙為棋局”，唐朝棋手王積薪出門自制圍棋“短具”即便攜式圍棋，都是說圍棋的外部特征極其簡單。

▲圍棋。（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但是，這卻恰恰應了“大道至簡”的至理名言——圍棋于簡單之中，包含了復雜與高深，蘊含著深刻的哲學思維。最顯著的是高度發達的邏輯思維、精確的數算思維以及極其抽象的圖形思維。

拿邏輯思維來說，圍棋從空枰落子到謀篇布局，從謀篇布局到中盤博殺，從中盤博殺到收官之戰，每一個階段，每一個回合，甚至每一次落子，都是在嚴密的邏輯推理的前提下實現的。任何一次邏輯鏈條的斷裂，都可能導致棋勢的變化，甚至影響到整盤棋局的勝敗。

因此，對弈實際上是邏輯思維水平的較量。棋枰，則是邏輯思維能力的戰場。圍棋的這種思維方式，與西方近代哲學中邏輯實證主義的基本觀點十分相似，只是中國先賢的這一認識比他們早了一千多年。

此外，數算思維也是圍棋哲學另一重要組成。圍棋行棋中的數算是極其復雜的，可以說，圍棋的計算與判斷的復雜和高深程度，在所有棋類中居于首位。

據專家驗算，圍棋每盤棋的行棋變化總量，不包含重復提子的情況，約為10的768次方；如果包含重復提子的情況，如打劫、收氣、倒撲、破眼4種情況，每盤棋約在30次以內，行棋總變化量約為10的808次方。對比而言，國際象棋的總變化量約為10的201次方，中國象棋的總變化量約為10的200次方，與圍棋的差別量幾乎為天文數字。

還有一點是抽象的圖形思維。論及圖形思維，就不得不談到河圖洛書以及周易八卦。

河圖洛書是遠古時代先民按照星象排布出時間、方向和季節的辨別系統，蘊含了深奧的宇宙星象之理，被譽為“宇宙魔方”。河圖洛書與圍棋的聯系主要表現在，河圖洛書用黑點和白點來表示，圍棋用的也正是線條上的黑子和白子；河圖洛書是以黑白點相互對應、穿插、平衡的計算結果來表現的，這與圍棋的子數、目數計算有相通之處。

▲河圖洛書碑。（中新社發 杜飛豹 攝）

圍棋與周易八卦的聯系更為密切，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周易八卦以卦象表達，實際上是一種圖形思維的表達方式，圍棋以棋形來表達，同樣也是一種圖形思維的表達方式，這確實是中華民族在認識過程和思維過程中一種特有的表達方式。

記者：圍棋是具有戰略性的智力博弈運動，其戰略思維也逐漸從棋局博弈延伸到社會實踐的方方面面。圍棋的戰略智慧為何會被如此廣泛借鑒？

林建超：圍棋戰略思維起源于古代戰略文化，在長期的發展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理論體系，這就是圍棋戰略文化。

可以說，圍棋戰略文化是圍棋文化的核心，同時，它又以特有的典型性、實用性和很強的滲透力、影響力，在人類戰略文化領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說，圍棋的許多戰略思想，超越了圍棋本身。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中，已經有人把圍棋作為戰略思維的突出代表。如《尹文子》說：“以智力求者，譬如弈棋，進退取與，攻劫放舍，在我者也。”

從漢至隋，棋經棋譜皆被列為兵書一類。從東漢起，著名的棋賦、棋論、棋經、棋序，幾乎都包含有豐富、深刻的戰略思想，不僅是圍棋理論的代表作，而且也是古代戰略理論的佼佼者。如班固的《弈旨》、李尤的《圍銘》、黃憲的《機論》、馬融的《圍棋賦》等等，都可視為古代戰略思想的名篇。尤其是著名的《敦煌棋經》和《棋經十三篇》，更可以直接列為古代兵學教科書。這些著作的共同特點，是以兵論棋，用軍事思想系統闡述圍棋博弈中的戰略謀略問題；以棋論兵，用圍棋博弈思想生動說明軍政領域中的戰略策略問題。

對圍棋的戰略價值，古人有很多評論。西漢圍棋大國手杜陵，人稱杜夫子，明確提出精通圍棋的道理可以大大有益于治國安邦。明代董中行在《仙機武庫》序中，針對有人提出“善博弈者，智不遠”的觀點，指出“智不遠者，正不可不善弈。古今當局家，按彼己情形，識取舍大勢，著著居先，無貽后悔，不屑屑于趨蜀作活者，能有幾人”，振聾發聵，引人深思。

圍棋在古代戰略文化中的地位，還突出地表現在歷代軍事、政治博弈的大量經典事例中。其中著名的有，諸葛亮《隆中對》的圍棋淵源、陸遜弈棋定軍心危急之中全師而退、晉武帝與諸臣博弈中定平吳大計等等。這些記載，已經成為古代戰略文化的精彩內容。

在現代軍事思想體系中，對圍棋的戰略意義講得最為經典和深刻，對圍棋戰略智慧運用最為得心應手的，毛澤東是其中一位。

毛澤東很早就會下圍棋。韶山毛澤東故居中，陳列著他曾用過的圍棋。毛澤東與朱德下圍棋的棋桌，至今仍陳列在八角樓中。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重又開始下圍棋，這是他在1936年至1938年的重要軍事理論著述中反復以圍棋闡述戰略問題的重要原因。

▲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陳列的毛澤東用過的圍棋子。（圖片來源：新湖南客戶端）

后來，毛澤東為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即“十年內戰”的軍事經驗，寫作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系統闡明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基本戰略問題。他說：“如果全局和各階段的關照有了重要的缺點或錯誤，那個戰爭是一定要失敗的。說‘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乃是說的帶全局性的，即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一著，而不是那種帶局部性的即對全局無決定意義的一著。下棋如此，戰爭也是如此。”

由此可以看出，圍棋特有的思維方式和戰略理念，從古至今，都是豐富的戰略智慧的源泉，不僅對圍棋博弈具有根本的指導意義，而且對包括治國、治軍在內的許多領域，都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作用。

【以上內容為專家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平臺立場。】

受訪者簡介：

林建超，中國圍棋協會主席。